本集介紹十九、二十世紀，教會在新幾內亞、太平洋其他各島以及亞洲的傳教情形。
前往新幾內亞的神父都表現了英豪的精神，去與惡劣的水土、沼澤中的蚊蚋、要人命的瘧疾、飢餓、高山峻嶺、熱帶濃密的雨林，甚至與嗜吃人肉的土著搏鬥爭扎，這樣的傳教生活，真是在痛苦中播種，但是，他們卻嚐不到含笑收成的快樂。
在大洋洲的托納島，彼德‧查尼爾神父被殺殉道時　只有三十八歲，他原本預先知道有這場危險而且也可以逃掉，但是，他卻不肯逃走，他還說：「我是否被殺都沒有關係，反正教會已扎下根基，教會決不會因著我的死亡而消滅！」他的預言後來也應驗了。他在島上經過三年的努力，也只歸化了幾個人，當他死後的六個月，島上的居民便自動要求再派傳教士來，兩年以後，全島的居民都領洗奉教了，如今這個代牧區全為天主教徒，而且從他們中間產生了好多位神父。

受到十八世紀以來現代主義思潮和法國大革命的一連串骨牌效應，天主教對外傳教事業大受影響，幾近全部癱瘓，傳教士短缺、聖堂坍塌、教友人數日漸削減、信德萎靡，以致於在日本、高麗、中亞、澳洲、馬達加斯加和埃底比亞等地，連一個神父也沒了，令人寒心，但是，也正是從這時候開始，醞釀著日後聖教會傳教事業的再生與復興。本集帶領各位聽友，一齊看看聖教會傳教牧靈工作在各地復興的情形。

加拿大北部廣袤無垠、終年積雪、人煙稀少，只有一些印地安人和白種人，還有一些兩者的混血種獵人居住在那裡，開始時是由加拿大的神職人員開的教。有兩位傳教士被殺殉道，不過當地最大的危險還是嚴酷的寒冷。在獵狗所拖拉的雪橇上，無盡無休的東奔西跑，傳教士們最大的痛苦，就是長期的孤獨。
十九世紀初葉，拉丁美洲除了幾個印地安人的部落，仍然信仰他們祖先所信奉的，還有一些尚未開化的部落退居到深山野林之外，拉丁美洲很少沒有不信仰基督的人了，印地安人、黑人都領受了洗禮，而且許多國家都以天主教為國教。不過，實際上這些基督徒的信仰，摻雜了好多的迷信，神父的人數又少，許多教友連最起碼的宗教培育都沒有接受過，也無法參加宗教敬禮或領受其他的聖事，雖然如此，傳教的工作卻從來沒有中斷過。

「世界基督教協會」本身不是一個教會，而是各教派之間，為了促進彼此的認識和親睦，而組成的聯誼性的機構，由於共同相信，基督是教主和共信三位一體的天主而聯合起來的，但是各教派對教義的基本要點仍然各自分歧，各個獨立自治，並沒有一個統治各教派的權威，它只能建議和提供協商；而大公會議卻是由信仰一致並且與羅馬教宗相聯的主教們所組成的，大公會議是天主教的最高權威。

十九世紀時，傳教士在非洲工作的情形，我們現在幾乎無法想像　除了北非的回教國家之外，當年的傳教士所遇到的，並不是一個個已經統一的國家，他們都是一些按照種族語言和習俗的差別而聚居的民族或部落，沒有文字，更談不上有任何成文的法律，只有一些約定俗成的傳統規律罷了。傳教士們好像探險家一樣，懷著冒險犯難的精神，沿著不明底細的小徑或整天整夜地划著獨木舟，不能正確地探測地勢，再加上水土不服，當地人的懷疑和敵視，語言的隔閡，就更加困難重重了。

二十世紀初全球人口接近三十億，其中有九億自稱為基督徒，但是卻彼此分裂，其中有五億四千萬為天主教教友、一億五千萬為東正教教友、一億七千五百萬是所謂的基督教教友，他們又再分屬於兩百多種不同的教派；此外還有四千三百萬「聖公會」的教友。這種情形，顯然是違反耶穌基督的「使他們都合而為一」的意願，這個現象使基督徒都深感痛心。因而在歷史的過程中，天主教會或是與東正教、或是與基督教、或是與聖公會，都曾經多次努力想要接近，但是，總也未曾達到決定性的效果。

本集介紹幾個在十九世紀中葉新興的男性新修會，專門為非洲的傳教事業而奉獻，一個是「聖神會」的神父，第二個是設於法國里昂的「非洲傳教會」，再有一個人稱「白衣神父」的修會，他們在非洲的傳教史上，都佔有重要一頁。這些修會，使福音傳到了非洲黑暗大陸的中心。

耶穌會士德日進神父是一位地質學家和古生物學家，他以在中國所完成的工作獲得了世界性的聲譽。他在中國度過了二十三年，參與了二十世紀初期中國地區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然後又到中亞、南亞和非洲作研究。他被認定是一位先知性的學者，曾在著作中敘述了他對世界的偉大看法，以他那博學和在聖保祿思想中所涵養成的神學知識，描述了世界萬事萬物的進化，他揭露了一個超自然的意義，認為萬物進化的目的，是要把天主以愛所創造的宇宙，重新引領回歸於造物主，這種科學和信仰論據的整合，連對無信仰的人，也激起了活躍的興趣。

教宗本篤十五世登基之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一九一四年。當然，第一次世界大戰，阻礙了傳教事業發展的美好前程，大戰結束後，教宗本篤十五世就在一九一九年公佈了著名的「夫至大通諭」。這份「夫至大通諭」，被稱之為「傳教的大憲章」，教宗以遠大的眼光，討論近代傳教的各種問題，而繼承他職位的其他幾位教宗，只不過是把這份「夫至大通諭」所定的原則，加以擴大、確實和實施而已。

碧岳十二最具改革精神的行動，就是給「樞機團」增加了各國的人選。一九四六年二月，他宣佈任命三十二位新樞機，其中只有四個義大利人，西歐十一位、美國四位、拉丁美洲六位、波蘭、匈牙利、亞美尼亞、澳洲、印度、非洲和中國各一位。中國的第一位樞機就是田耕莘。在過去，教廷任命的樞機，義大利人常在半數以上，這樣一來，比例卻有了改變，義大利籍總共有二十八位，屬於其他國藉的則有四十二位之多，而且東亞的樞機也是破天荒第一次出現。教宗的這一項創舉，明顯地向世人表示，教會是所有民族的母親，對任何地域也不見外。尤其是在二次戰亂之後，藉著新樞機的任命，充分顯示出天主教會的大公性，當他後來在傳教區任命許多本地主教時，這種大公的精神就更為顯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