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的使命來自基督，源自於永生天父的愛，為救主基督創建於時間內，並在聖神內團結為一的教會，它的宗旨是人類來世的得救，這個宗旨唯有來世始能圓滿達成，然而教會現在存在於此世，並由此世的成員人類所構成，因此教會做為一個有形可見而又是精神性的團體，與整個人類共同前進，並和世界共同體驗塵世的命運。教會深信，通過教會成員和團體的活動，有助於人類大家庭及歷史改造。

一九九八年四月中旬，在梵蒂岡舉行了一個月的亞洲主教會會議特別大會，「在亞洲的教會」這份文件就是大會成果。特別大會的主題是「救主耶穌基督和他在亞洲愛與服務的使命」，大會確認了交談是教會生活在亞洲的特殊模式，真誠坦白地分享經驗、觀念和建議，尊重且超越彼此的紛歧差異。文件的一開始點出，教會為了活出並完成使命，必須清楚認識亞洲的多元性和複雜性，而亞洲的天主子民也要回應新福傳的使命。

和平是天主的一項基本屬性，上主就是和平，創造工程顯示了天主的光榮，天主創造的一切，呈現一個和諧的整體，而當中的每個部分，在天主眼中都是好的。和平建立在每個人與天主之間的基本關係上，這個關係的一個特點就是正義，當人類主動改變了這個神聖的秩序之後，世界就經驗了流血、分裂、人際暴力以及社會暴力。和平與暴力無法共存，暴力出現的時候，天主不能臨在。和平不是指沒有戰爭，它代表的更是生命的豐富，是天主賜給人最偉大的禮物，是天主祝福人類的效果。

「一個更新的亞洲教會」是西元兩千年在泰國召開的第七屆亞洲主教會議的會後宣言，主要重點是回應全球化以及危害亞洲的社會結構，進而期許亞洲各民族弟兄姊妹的修和。宣言中提出了幾個遠景，其中指出，要邁向一個貧窮人的教會和青年人的教會，去分擔他們的貧乏，去捍衛他們的權利，處在他們當中。

基因污染和生物科技脫離不了關係，同樣可能引發環保災難。有句話說：「每件可能的事，並非都是可行的。」如果每個人都為所欲為，會為世界帶來無法收拾的大麻煩。生物科技這個行業，從某個角度來看，說得嚴重一點，就是在為所欲為。生物科技不太在乎改造出來的會是什麼，也不太在乎改造出來的東西對世界有什麼負面影響。

「在現代亞洲的福傳」是亞洲主教團一九七四年全體大會的聲明，導言便指出，現代的亞洲正經歷深遠、急速及激烈的變革，歷年來的生活模式和社會關係正在瓦解，亞洲人處在困惑、混亂、黑暗、絕望之中，今日的亞洲教會是這個新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為了協助亞洲人，教會必須辨別時代徵兆，包括：亞洲人尋找生活新意義、克服毀滅性的力量、在社會中營造新的整合，脫離社會結構性的新奴役、促進人性尊嚴自由、使生命更具人性、創造出人與人與國與國之間的真正共融。

在全球化的風潮裡，有一個很明顯的移民或移工現象，移民或移工可以說是全球化最具體的象徵，坐在帳篷門口往外看的亞巴郎，可以提供我們一個觀察的角度。
世界上很多東西在改變，但總有什麼是不變的，那就是我們應該關心身邊有困難的人，他們很多是陌生人，他們可能是天使。誰是全球化的既得利益者呢？只要靜下來思考，我們會發現，既得利益者就是過得比較好的我們。我們當反省，今天是不是欺負了一位遠道而來的天使？今天是不是佔了一個泥水匠的便宜？亞巴郎照上主的吩咐，起身出發到外地去，他關心異鄉人，因為他自己就是異鄉人。

亞洲主教團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於以處境神學的方法，建構亞洲神學，回應亞洲生活經驗中的種種挑戰。三十多年來，已經累積了豐富且具前瞻願景的文件，值得細心研究。這些文件是亞洲主教團眾多活動的成果，包括每四年一次的全體大會。每次大會都會探討時代徵兆，分析現況，同時討論教會在當代的角色及牧民計畫，並且回應普世教會面臨的問題。

以往，教會對國家和社會體制，並沒有什麼立場，只是按照當時人民普遍接受的生活方式生活，教會重視的只是公權力的運用，是否符合正義，以及是否尊重人和家庭的基本權利和尊嚴，而不是社會體制本身。直到近代，教會的社會訓導才開始比較深刻的地反省社會體制和社會權力的分配。
教宗庇護十二世指出，教會對民主制度給予相當高的評價，是因為民主政治可以保證人民得以參與決策過程，以及受統治的民眾有機會選出領導者，並在適當的時候，以和平的手段更換之。然而，現在實行民主有其先決條件，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指出，真正的民主只能從法治政府中去求取，而法治政府必須以人的正確觀念為基礎，這些先決條件絕不是次要的，教會強調，必須將所有的人看成是另外一個自己、天主的肖像和基督的臨在，尊重人的尊嚴。一個完整的法治制度，它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權不受傷害，一個社會未能尊重公民的基本權利，沒有完整的法治制度去保護這些權利，很多不公益就會假借民主之名而行。

「百年」通諭是一九九一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為紀念「新事」通諭頒佈一百年所寫的，當時，舊的世界秩序剛結束，新的秩序尚未建立，教宗在通諭中重申「新事」通諭在一百年來的意義和重要性，同時他感慨地指出，社會問題並未因時代變遷而消失，仍然充滿了新形式的奴役和不正義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