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適是永嘉學派的集大成者。
他在政治上與主和派對立，思想上屬於實用系統。
在本體論方面，他反對老子關於道的說法。他認為道存在於具體的氣和物之中，必須要分析具體的氣和物，才能掌抽象的原理原則，所以道不能離開氣物而獨存。在知識的角度，他注重耳目之觀的感性認識，同時也注重思想言說的理性認識。
在倫理道德思想方面，葉適認為人生根本是動的，反對人性為靜。

道學的中心思想是理，所以道學又稱為理學。
就本體論的角度來看，程頤把理做為最高的範疇，他認為有客觀事物的存在，但是客觀事物的存在有其所以然，而所以然的原因就稱為理，這個理無所不在，萬事萬物都有其理。在根本上萬物只有一個理，因為天下只有一個理。程頤對於事物的把握，也是認為事物都是兩兩相對，沒有單獨存在的。
程頤認為天人本無二，所謂的道、天、心、性、命，都是同一回事，只是一個理。天理存在人性中，只要了解心性就了解天理，天人之間本來就是一貫的，不能區分的。但人心和道心是有區別的，一面有私欲一面有天理，所以要滅私欲、彰天理，這就涉及修養。他承認外界對人的影響，卻也強調內省修持的作用，只有堅持道心，讓道心當家作主，以道心為尺度，就不會受外界事物攪亂，久而久之，道心自然大放光明。
程頤的「格物窮理」影響朱熹非常深遠，他主張人要從事物當中去理會天理，但是在格物時更要注重內省的功夫，從主觀經驗達到超經驗的自由。
在人性論方面，程頤完全發揮程顥的論點，承認人性包含兩個角度，即理性和氣質之性。

陳亮和葉適從事功的角度談問題，在中國哲學發展上，相當特殊。
陳亮並無專門的哲學著作，他主要的思想理論都比較傾向於政治理論，他提出很多觀念，當時的儒者都沒有言及。他在學術思想史上，是異軍突起的代表性人物。
陳亮的思想傾向實用主義，從歷史的研究中，發掘有助於改革的理論。他主張，「用」才是衡量一切的標準，也才是改變局面的新思維。他所謂的「用」就是實踐。他從不諱言自己是功利主義者，而且大談事功。

北宋道學的奠基者為二程子，即程顥及弟弟程頤。宋神宗變法時，程顥最先提出異論，他根據傳統制度、倫理道德、法律，上書指責新政。
程顥的宇宙論主張，天是常存的，承認客觀世界的永恆性和道的自然規律。他認為，道和氣是不同的，氣是物質性的，道則不受空間影響。理和道意義相同，無始無終，都代表萬物的主宰性。他提出很重要的「天人一本」思想，指出，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透過識仁和定性的功夫，就可渾然與物同體。心、性、道、理具有同一概念，天人一本，本之於仁，由於人性本來就是仁，無內外，才可透過內在修養體悟到仁。
二程子奠定的宋明理學，對於中國過去傳承的政治、社會發展過程，比較具有完整的哲學概念，因此對中國後來的宋明理學發展，具有相當影響。二程的影響主要顯現於朱熹，而理學在朱熹的發揮之下，終究成為官方的正統哲學。

朱熹為了格物致知，會通過博覽的方法，涉獵當時許多的知識部門，包括自然科學的知識等等，這一點對後代有相當影響。
朱熹的學問存在著一些問題，譬如：當極物窮理時，心是根據什麼標準判定道德經驗的是非對錯？
陸九淵整個的生命是元氣流形，他的學問沒有發展軌跡，也沒有特別系統，對後來研究思想史的人相當不方便，但他無疑是典型的新學家。陸九淵會把佛學中某些禪宗的思想，跟儒家的思想，結合起來，他很重要的觀念是「復其本心」，只有在本心上通天地洽人情，就足以決定是非，融合宇宙，那就是「心即是理」。
陸九淵直接把心當做事件的本體，另外，就事件唯一真實存有的「我」而言，就是心。所以他不贊成人除了感覺之外，還有客觀實在東西的存在，一切客體都存在人心之中。
在道德修養方面，陸九淵提出了「存心去欲」的說法，主張養心莫過於寡欲，他把良心和物欲看做對立。

王安石大部分作品都在新舊黨爭中銷毀逸失，唯一留下的是「王臨川先生集」「臨川集拾遺」等。
他的變法雖然失敗，但從世界歷史來看，他卻被譽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這與他的生活環境和生命歷練有關。從政治角度看，王安石是從基層的位置，反對富賈豪商集團，他推動的新法，主要目的是阻止富賈豪商壟斷及操縱物資及物價；青苗法則是設法去除豪門貴族和地主的高利貸惡習。在學術思想上，他提出的新學，其實是為政治服務，做為他新法的理論根據。
王安石的本體論和世界觀，認為天地萬物皆由五行的變化所生成，金水木火土不斷運動、發展、變化。
知識或認識的角度來看，王安石提出感覺的重要性，用以解釋感覺和認識的關係，他主張，用視與聽當做思的源泉，因此獲得廣博的知識是很重要的。
王安石人性論的重點是，肯定人的形體為有生之本，精神勝於形；善惡只是生於情和習，性不可用善惡論說。他特別重視「習」，即後天的學習。

朱熹認為理是第一性，是物質世界存在的根源，天地萬物以至於君臣父子，都有理存在。理的本身是絕對不變的，先於事物而存在，而且也是事物存在的根據和基礎。理是一直處在動靜的循環之中，在不斷的運動當中，理發生了分裂，經過分化運動，理就轉化為自身的對立物。換言之，朱熹的理具有創造意義。
人性論方面，朱熹認為，人所秉賦的天理產生的叫天命之性，或稱道心；人所秉賦的氣質，產生人的氣質之性，又稱人欲或人心。朱熹認為，氣質之性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如果不以天命之性來主宰，人就會違反倫理道德，所以朱熹主張用天理克服人欲，用道心主宰人心。朱熹的功夫修養論落在心上面，他要求我們平日要涵養自己的心，照鑑普遍的太極之理；當生命之情湧現時，就能明察是非，使得行為表現，恰當合理。

張載認為，有形象的事物都是兩兩存在，不是孤立而生，互為虛實，互為終始。他從根本上，不贊成宇宙間有個最高的主宰，也不相信世俗中的鬼神。
談到人性論，張載主張，天地的至善之性是氣所固有的，是最根本的，是萬物所共有的來源，至於有善與不善的器質之氣，是後天的，是每個個體所私自擁有的。實際上，張載所謂的天地之性和器質之性，都是先驗的。
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而所謂的天地之性躍居一切之上，與天道合而為一。
認識論方面，感性認識是重要的，雖不能全然了解，但人都需要。他又提出一個天德良知的概念，與天地之性是連接在一起的。
張載的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角度對後世影響重大，他做學問講究致用，所以非常重視自然科學，對於天文、井田、兵法等，沒有不學的。

程頤主張天人本無二，天之道就是人之道，從自然界到人類社會都是理。人類社會之所以有君臣父子關係，也是因為這個理，因為天命，同時他也用尺度來衡量一切，程頤拿這個尺度來反對佛家，他非常反對佛家出家的觀念，他也把這個尺度推廣應用到自然界鳥獸蟲魚之中。他的思想有利於儒家倫理道德規範的推動。
二程子雖為兩兄弟，但生命氣質非常不同。程顥從容和煦，知性過人，容易在心學方面有所體會，他是內在的。程頤方嚴端謹，勵學不懈，容易向外索求，對性理有更多分析。
從張載以後，宋明理學的發展，有了分流，其中，二程子影響非常大。程顥繼承宋初的學風，非常重視易傳中庸的天道觀，以仁心做為天道落實的基礎，反過來用他體會到的仁心去規範天理的內容，最後得到結論，心和天是一，他的學問是反躬自求，驗證人心。程頤重視考察外在，以分解的思路解釋人心，把人的具體生命分解為價值所依據的性，和非價值生命現象的才和情。

如果說周敦頤是瀟灑出塵的，張載的氣質傾向於剛毅篤實。
張載反對以理為萬物之本源，他強調的是氣的概念，有人說張載是集氣論之大成者。他認為，氣的本體是永恆的，氣的聚散倏忽不定，它的形態是暫時的；氣是出於虛而又入於虛。張載的太虛就是代表最高的實體，有與無都是氣的聚散。他的思想發展是辯證分解的，他批評佛家的恍忽夢幻和道家的有生於無，都不能真正把握儒家的天道性命。張載說，不知道選擇確實的方法，去找尋天道性命之理，最後將淪為得鄙辭與淫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