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 難 的 原 因 與 過 程(一)

各位聽眾朋友，您好！
上星期，在「朝聖之途」節目中，我們曾提過，教會最初三百年的歷史，可以稱它為「教會受難史」，至於為什麼會受到羅馬當局的迫害呢？從羅馬的法律「侮辱尊嚴罪」來看，當信友因為職務的關係，被迫組織崇敬的禮儀時，問題就產生了，在今天節目中，我們將為您繼續分析教難的原因是什麼？
“戴爾都良”在他的「關於偶像崇拜」這本書裡，他懷疑那些置身在統治階級中的教友能避免崇拜偶像的暗礁。在教難期中，身居統治階級的信友很少，據我們所知，其中殉難烈士少之又少。另外一些史學家認為，基督徒忠於自己的祭獻，時常舉行羅馬帝國所禁止的禮節，已經觸犯了瀆聖之罪。所謂「瀆聖」，就是褻瀆了聖物，那些是聖物呢？羅馬人認為是神廟、祭台、神像，還有墳地。在教難時，信友們特別的謹慎，避免涉足於教外人事的聖地，後來有許多傳說，竟以這類事來渲染殉教烈士的生平。依照十二銅牌法，所有非羅馬的禮儀是被禁止的，至少也應該得到政府的許可才可以舉行，但是這條法律條文早已廢止了。在帝國時代，羅馬城及全帝國境內，本地的，或外來的各種禮儀，只要不妨害公眾安全，都已經不受法律和權威的限制了，而且在當時，教外人士並不以為基督徒的彌撒獻祭是一種宗教禮儀，因為信友們沒有神廟、沒有祭台、沒有神像，他們既不點香、也不焚膏，羅馬人視他們為「無神論者」。
我們還可以追問，信友的生活方式，是否與羅馬的刑法有抵觸，因而引起教難呢？為什麼幾世紀以來，法官們屢次對信友頒佈新的敕令？從法律的觀點來看，這些敕令的內容彼此也不相同。歷史學家，仍在盲目地搜集著教難的法律依據的文獻，他們始終認為羅馬帝國是一個法治的國家。不錯，羅馬的民法是卓越的，許多現代文明國家都在步它的後塵，然而羅馬的刑法則是很不完善的，尤其是羅馬的訴訟程序法就更差了，因此，我們認為，在這個表面上似乎無瑕可指的法治政府裡，找出形事範疇內的專制與殘暴，又有什麼值得驚訝的呢？有些歷史學家把教難的原因，從法律圈子移到政治領域上，以為當時羅馬帝國的存在，受到基督信友的威脅，教會的勢力越來越雄厚，帝國本身節節自衛，進而懲罰、迫害教友了。這樣解釋，可說是無稽之談，如果把教難看成是帝國與教會之間的鬥爭，那麼在鬥爭過程中，事無大小，侵略者顯然是羅馬帝國，但是，我們知道，掀起教難的往往不是政府，而是民眾，有時官吏被迫行動，這種情形在第二世紀時尤其顯著。距離羅馬很遠的里昂、斯米納、迦太基、亞歷山大里亞等地的人，難道也狂熱地關心著帝國的前途，而設法消除自己的同胞嗎？也許後期教難時的羅馬皇帝像“戴克里先”、“賈勒略”曾經由於政治的動機來迫害信友，但是，誰也不能証實這件事。
大約在公元300年左右，教友人數極眾，簡直可以形成一個現代的政黨來發揮政治的功能，可是，那時候的信友，似乎沒有這方面的冀望，信友們從不曾想到爭戰，把皇帝從他的寶座上拉下來，甚至在最慘烈的迫害，他們也從不設法抗衡。“戴克里先”皇帝曾經為殲滅基督徒而憂憤填胸，這至多也只能解釋教難為什麼一直延續到公元300年，而絕不能拿來解釋教難掀起的原因。在“尼祿”和“圖拉真”的時代，信友為數尚少，沒有人預知教會的未來，“尼祿”和“圖拉真”不僅想做先見之明的皇帝，似乎也想做先知呢！
教難的另一個明顯的因素是人間的仇恨，我們不能忽略這個問題，在人類歷史上，愛與恨扮演著極其顯要的角色，比理智所表演的精彩得多。歷來基督徒的劊子手，總是以美妙的幌子做俺護來執行他們的任務，而骨子裡卻埋藏著對教會、對信友的憎恨，歷史學家是不能對這些人性中的黑暗面漠不關心的。那麼是否每一位按照法律懲罰信友的皇帝和官吏，都深懷憎恨？那也不盡然，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是只知道服役國家，履行職責而已。
才思飄逸的“戴爾都良”說：「真理一進了世界，就引起了憎恨！」這種憎恨潛在的原因是什麼呢？為什麼它一次又一次地換上新裝，好像永無止息似的？」先說一說猶太人吧！最初羅馬人不以基督徒為猶太教的一個支派，他們也沒有把對猶太人的嫌恨轉移到基督徒身上，後來，他們從猶太人那兒獲得猶太人敵視基督徒的事實，猶太人有意騷動排斥基督徒，公元156年，「斯米納教難」，便是一個例子。“戴爾都良”記述猶太人的會堂，成為流血的場所時，對這些悲慘的鬥爭是知之甚詳的。
同樣的，在憎恨者的行列中，有一些在經濟生活上，因基督徒而受到打擊的人，他們不是泰然自若的祭師們，而是那些靠異教祭祀為生的商人，以及與他們有關連的占卜者、星相家、教師和哲學家。「宗徒大事錄」中不也記戴了“保祿”宗徒在厄弗所宣講「用手製造的，不是神！」以致使得製造神像的銀匠感受到失業的危險，而聯合起來跑到劇場，引來了一場混亂的集合，幾乎要“保祿”的命呢！
帝國的態度也左右著輿論。普通市民除了和統治階級聲聲相應以外，不能有別的見解，許多人或許這麼想：「讓這些個基督徒去我行我素吧！政府總會有再三懲戒他們的措施的。」沒有人相信輿論所加於基督徒的總總罪名，但是基督徒的活動卻使群眾惱怒，他們暗中舉行祭獻，激起了百姓具有敵意的好奇心。“戴爾都良”曾有這樣的記載：群眾特別喜歡打擾正在參與禮儀的教友，例如“塔西西”的殉道是因為他拒絕了放棄聖體的勸告。
基督信仰無聲無息的傳播是令人憂憤的，無論在何處，你都會邂逅信友，你不知道他們從何而來，而且信友們靜肅嚴穆的生活，對別人像是一種沈默的譴責。“儒斯定”曾記述了一個可做為代表性的故事：有一個羅馬貴族婦女 ，一向和丈夫過著放蕩的生活，後來皈依了基督，要求她的丈夫信守丈夫的忠貞，否則她就要和他分居，他的丈夫在妻子身上找不到反駁的理由，便去告發曾給他妻子講道理的信友“普脫勒美”，於是“普脫勒美”被官方逮捕，為信仰而致命。
教友們生活在羅馬人中間，卻不追隨他們的風俗習慣。一個羅馬人雖然對他們的神袛失掉了信心，但也仍然要照慣例舉行外表的敬禮，一個外教人同時對各種不同的神奉獻祭祀，並不感覺有什麼不對，還認為是因此而多蒙疪祐，而基督徒呢？卻大大的不同 ，他既信仰了唯一的天主，便不能再去敬禮其他的神和偶像了。羅馬最愛好的娛樂，就是露天劇場內那些個殘酷猥褻的表演，教友們當然是不去參加了，外教人無法了解他們所以拒絕參加的理由，便不免對教友們產生了惡感和疑心，因此稱他們為第三種人，這就是說，既非羅馬人，又不是猶太人，簡直是一群無以名之的怪人，所有的人既然不願意和他們接近，自然處處被岐視憎厭了！“戴爾都良”曾這樣給我們描述了當時的情形：「聽說王某某還不錯，可惜他是個教徒！另一個說：『想不到張某某那樣的聰明，竟然信奉了基督！』可是誰也不去想，王某某、張某某之所以不錯，正是因為他們信教的緣故啊！」教友們拒絕對皇帝的相欽崇叩拜，不但是冒犯尊嚴而且表示自己不是好公民，並且還算是褻聖，所以教會初期的教友，披控告為不信神。
此外教友還顯得非常神秘，不能當著外教人舉行聖事，外人對奧蹟無從知道，自然的便要加以嘲笑了，何況保持秘密也是招人誣蔑的原因，因此控告教友密秘集會，並且在集會時荒淫亂行、叩拜驢子的頭、舉行魔術、舉行聖體聖事竟被控告成以嬰兒作祭品，然後分食嬰兒的肉，像這種不倫不類的誣蔑，竟有官吏採信，連所謂有知識的人也不例外。

在前面，我們已述說過“尼祿”如何利用了教外人這種對基督徒的仇視心理，把羅馬城的大火嫁禍在基督徒身上，開始了一場空前的大教難，從此，在帝國境內，便制定了一條法律「嚴禁人民信奉基督教」不過呢！在具體實施時，每一個皇帝的作風各不相同罷了！
接下來，我們再綜合的說一下第一期的教難，古代基督教作家總以為一手造成教難的是“尼祿”皇帝，而實際上，在“尼祿”皇帝以前，就已有殉教烈士，至少，我們知道的有六品執事“斯德望”、宗徒“大雅各伯”都是為信德而致命。
假如公元64年，“尼祿”所實施的迫害，只發生了一次，以後沒再重演，那麼，我們可以用“尼祿”皇帝凶狠嗜殺的個性來解釋，我們可以說，是因為“尼祿”恐懼眾怒難息，才嫁禍於基督徒，然而公元64年以後教難一再的重演，一直延續到第四世紀末期，足見羅馬政權一貫仇視聖教會。羅馬既然是一個注重法律的國家，它這樣迫害教會、殘殺教友是否有什麼法律的根據呢？這個問題，信徒們很早就提出來了。第二世紀末葉，“戴爾都良”在「為真教辯護」這本書上，就質問羅馬人說：「你們不妨翻閱一下你們的歷史，便可以知道，羅馬帝國第一個對我們的教會下毐手的是“尼祿”，以後，步其後塵的是以殘酷著稱，有人稱他為“小型尼祿”的“道米先”皇帝，這些仇視聖教會的皇帝都是殘暴不仁，為人民所唾棄的敗類，至於那些賞罰嚴明，愛民如子的賢君，從來就沒有一個曾與基督徒為敵，迫害宗教的法律，只有荒淫無恥、嗜殺成性的暴君才會予以執行。」這種辯護方法確實聰明，把迫害教會的責任，都放在聲明狼藉的暴君身上。當時羅馬政府的確曾頒佈過仇教的法令，但是，只有殘暴無道的昏君，才甘冒天下之大不諱、悍然執行。這些法律的價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各位聽眾，這樣的論証並不一定完全正確，那麼事實究竟是怎樣的呢？請容我們留在下星期的節目中，再為你報告，最後，多謝謝您的收聽，下星期同一時間，請繼續收聽這個節目 ，陳亭祝福您平安愉快，再見！